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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研究】回忆恩师李超士先生

编辑:文/ 程远涛    发布时间:2018-01-02    访问量:1248次

我于 1950 年以在职人员身份考入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是山师第一届学生。入校后才发现却没有一名教师,这在现在看来真有点“匪夷所思”。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是这样,我当时也没想到竟然如此。恰在此时,院领导得知曾在画界享有盛名且多年从事西画教学工作的李超士先生来到济南定居,经几次登门邀请,李超士先生最终于 1951 年初来山师艺术系任美术教授,因而我有幸跟从先生学习绘画的知识技能。

1952 年我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与李老师同住一个宿舍院。李老师年纪大、体质弱,身边唯一的儿子尚年幼,我当时年轻力壮,便主动到老师家协助处理需要体力的生活事务,因而增进了师生感情,方便了我随时请教绘画的知识和教学方法。他对我的素描及粉画作业当面悉心指点,使我获益匪浅。虽已事隔多年,但老师的人品学问、性格特点、生活习惯乃至业余爱好,我至今记忆犹新,回忆起来,其音容宛在、倍感亲切。

先生当时虽为美术高级教师,但却丝毫没有“架子”,心地善良,宽厚待人。他一生淡泊名利、画不出售、不计薪俸,一心钻研、揣摩欧洲知名画师的技法与理论。先生的作品,在我看来,可谓臻至化境,令人惊叹。他多次告诫我:要想学好绘画,素描是最重要的基本功,没有扎实的素描基础,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画家。先生课堂授课时日不多,平时主要在家充任专业方面的顾问,中青年教师在学业上有问题,可至其家中当面讨教。先生鄙视美术作品的商品化,追求一种“纯艺术”的境界,致力于教学传授技艺,有时兴之所至,确定画题,全神贯注,精心绘制,使作品满意以“自遣”。当时的高等院校政治运动不断,如火如荼,先生却置身事外,概不参加;平时不喜与人交往,学院的学者名流大都没有来往,给人以“孤芳自赏”、“清高孤僻”之感,因其名字被人称为“隐士”、“超人”。实际并非人所想象,一旦与之接触,方知先生言行谦虚,和蔼可亲。

先生日常生活简单朴素,知足常乐。在艺术追求之外,另有所好 — 醉心于古玩玉器收藏,尤其对别致奇特的小件玉雕不计价格必购之而后快,一旦错过,懊悔不已;如有新获,无限欣慰,反复把玩,其乐无穷。而文物商人,大都知其所好,所有新进奇珍,必携之送先生观赏,并征求购意。记得 1954 年某日,老师偶然购得一件《金瓶梅》人物象牙雕刻,栩栩如生,精妙绝伦,先生喜不自禁,视为珍宝,对我说:“不足为外人道也!”历经“文革”,不知此物落入谁手?1955 年我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访问学习,偶至大栅栏一玉器文物商店,与该店经理言及李超士老师,他说:“哎呀!李超士先生是知名的小件玉器收藏专家啊!”由此我才知先生之雅好早已声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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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士先生是 20 世纪初我国首批留学欧洲的学子之一,19111919 年在欧洲学习西洋绘画,获名师指教,尤擅粉笔彩画。他回国时恰值徐悲鸿先生准备赴法深造,行前专门拜访超士先生,请教指点留法学习门径。先生是我国传播西洋绘画之鼻祖,当之无愧。

先生驾鹤西去已四十余年,每当思及往事,历历在目,感怀不已,书写此字,以志纪念!

 

对李超士研究“遇冷”现象的一点儿思考

编辑/崔文涛

李超士先生是中国首批留学英法的学生,知名美术教育家,曾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山东师范学院,在杭州艺专执教长达 23 年。曾任杭州艺专代校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第一任主席。其兄李峻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吴冠中、赵无极等享有极高声誉的画家都是他的学生。真可谓是位尊且名彰。

就其艺术成就而言,超士先生被认为是“粉画先驱”,刘海粟曾称赞他:“于画学上,颇有深造,为今吾国美术界唯一之人才。”几乎在所有的关于李超士的回忆文章、生平介绍文本,或者关于中国近代美术史的论文、专著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在粉画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冠之以“粉画艺术先驱”、“有独特成就的老一辈著名粉画家”、“一生致力于粉画创作的画家”等称谓。

按常理而论,这样一位生前曾有一定地位,且艺术水平不低的老一辈艺术家,应该有不少人会研究他。将李超士这几个字往百度上一输,立马就会看到红彤彤一片链接。于是,按照当下的文字工作逻辑,我首先到搜索引擎上搜一下,看看能否找到可用信息。结果很吃惊,竟然没有多少,且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到学术期刊网站查询相关研究论文,依旧很是遗憾,少之又少,且不过是泛泛而谈,甚至是一笔带过。这样一来,也就谈不上什么研究综述了。不过,事后反思,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尴尬的结果,除与笔者学术工作能力、水平有关外,其他的一些因素也不能回避。首要的因素源自资料的匮乏。山东师范学院毕业的程远涛先生追忆恩师李超士时谈及他言行谦虚、和蔼可亲,但不喜与人交往,给人以“孤芳自赏”、“清高孤僻”之感。同是山师毕业的孙文松先生也曾回忆说:“李超士和气但话不多,性格有点偏沉静。”大约也就是因为这种性格,导致关于超士先生的第一手资料乏善可陈。如 2008 年《南方都市报》在《李超士 —粉画先驱画风稳静心性明》一文中所称的那样:“发现李超士就像是一个艰难的考古过程,他并不像那些非常活跃的艺术家那样,其言论、行踪和评介文章等充斥于大小报刊或媒体,他存留下来的资料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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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据可查的李超士画集仅有两册,分别是 1962 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超士粉画集》,印数 2000 册;1985 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李超士画集》,印数 1500 册,主要是 19321970 年的水彩画和油画。与如今的一些画家每年出一册甚至数册的数量相比,实在是太少。况且,这两本画集所收录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建国后所作的,而他较早的留法和杭州艺专时期的作品,在抗战时期西迁的过程中,大部分都散失了。这些都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试想,最原始的资料都不见多少,研究者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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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粉画在中国美术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粉画引入中国并得以发展百余年,但直到 2003年,作为独立画种举行的全国性粉画艺术作品的评选和展览才在杭州首次举行。我们熟知的很多知名老艺术家都画过粉画,如李超士、颜文梁、刘海粟、司徒齐、徐悲鸿、潘玉良、陈秋草、顾延康、李慕白、刘汝醴、丁正献、连逸卿、卢鸿基等。但专攻粉画并以粉画扬名的却并不多见。这与粉画制作材料及保存的物质门槛太高有关,没有几百种颜色的粉笔和专用画纸,几乎无法画出好的粉画。并且粉画不易保存,不但不能遇湿,不能晒太阳,还不能用手摸、 乱安放,要压在玻璃板下在避光的地方妥善安置,假如一不小心就会导致褪色、变色。故此,粉画也就不适合表现大型主题性创作或普及性展出,这在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提倡美术为工农兵服务、表现革命历史主题创作的背景下,自然被边缘化。1980 年,卢鸿基先生在《美术》杂志撰文称:一提起粉画 , 有的人马上就以为是水粉画 , 甚至明明看着你在用几条一点水分也没有的粉棒在画时 , 你纠正他说不是油棒 , 是粉画。他就说:“哦,是水粉画 , 这种水粉画怎么画的?”说的其实就是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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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由于上述相关因素,对李超士作深入研究的难度颇高。但在我们梳理山东美术发展的脉络时,却又需要将类似被“冷落”的艺术家、作品加以科学研究。网上有一个甚是玄幻的故事,说一个在济南某公园旧书市场做古旧书生意的叫做王小五的安徽人,2004 年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地下室仓库里把李超士先生的画作当废品尽数收走。传语者言之凿凿,说王小五讲当时山师大美术系清理地下室仓库,这些画装在一个红袋子里,共 13 斤半,他当废品收了,后来转手一卖,发了一笔小财。这个故事经不住推敲。一则超士先生画作大多为色粉画,色粉画随便一装扔进地下室,在那种必定很潮湿的环境下待上一段时日,拿出来还能光彩夺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二则传语者声称手中有十几幅未签名的李超士真迹,就是辗转从王小五手中买来的,现挂在网上待售。如此一来,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动机,好似是试图抓住当前艺术市场火爆,不少人热衷捡漏的心理大捞一笔。例子虽然很不恰当,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超士先生作品的价值,更表明了对历史负责的艺术研究的必要性。无论有多少困难,艺术史工作者都应本着迎难而上的研究态度,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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